人文学术之困：当论文数量成标准

“现有学院体制下，仅仅文学内部分工就很厉害，比如研究小说的就不管戏剧，更不用说文学界很多专家对艺术领域完全隔绝。我们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是单一且狭隘的，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视野。”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说。

“其实我们谈大学体制还不够，还要谈基础教育。相比西方，我们的高中教育还停留在知识灌输，高中生的研究性的学术训练是空白的，学术训练已经晚了。甚至于现在很多本科生研究生，连系统的基础学术训练都没有。”

黄昌勇还提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还没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本土化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对现实的回应和研究远远不够。“学生答辩时老师总会问，你有理论吗？什么理论？这些所谓的理论无疑都是引进的西方各种理论和流派或方法，所以现在人文学术研究成果都缺乏继承，总一下子跳到西方话语理论。”

“之所以觉得所学无价值，除了学院制度等外部因素，还因为得不到同行的切磋印证而落入意义的沙漠。学术共同体分崩离析，各门学问就更经不起世事沧桑，变成‘茴’字的写法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若能“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还是有希望避免孔乙己式的彼此隔膜的悲哀。

在郜元宝看来，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并不专门研究文学，却可以自如地谈论文学，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可以转而研究其他学问。在那个“救世”之心比今天更切迫的年代，他们的所学并无什么直接的实用性，但他们并不怎么感到“危机”，相反甚至觉得“我辈所学关天意”。

“因此比起孤立地追求某种自以为‘预流’的学问的价值，不同学术路数的‘汇通’也很重要。中国人文学术的前途，或许还是在‘求真’而非争做‘帝王师’、‘为己’而非‘为人’的前提下坐而论道。间接地收到经世致用的效果固然好，否则也可不必介意。人文学者没有这种定位和心态，很可能在听到别人轻蔑的笑声之前，就已经成了自卑而好面子的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