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认为，这篇论文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题目，“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地貌学的、关于地震与洪水的研究，但根本推导不出所谓的关于大禹和夏的结论”。
当然，有人认为一味批评《洪水》一文也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由于该文由自然科学领域而非传统考古领域学者主刀操作，引发争议后被一些文史爱好者诟病“隔行如隔山”。这么说确实刻薄了些，且不说，多数学者对《洪水》一文对古堰塞湖的小心求证，以及从地质学和环境学出发研究夏文化的这一视角给予肯定，单说自然科学与考古的握手合作，也早已是一个趋势。
正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贾连敏在受访时说，自然科学的手段可以解决很多传统考古学原先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考古项目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本身就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在一些数据的取得上功不可没。不过他也认为，自然科学作为手段应该纳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中去，否则，就会游离于考古学的把控之外而出现偏颇。
关于大禹治水和夏朝
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那么，在考古学人看来，大禹治水究竟存在不存在，我们对夏朝究竟了解多少，还有哪些悬疑？
大河报记者专访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方燕明。方燕明1996年以来一直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了年代相当于夏代早期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的考古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代起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就来自于对他主持发掘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年代数据的分析。
今天与“禹是一条虫”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