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东西最后装了六七十个大塑料箱。其中包括许多珍贵信札，像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六七封信，还有张伯驹、徐邦达、启功等名人写给他的信，以及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师顾随的百余封信。“当年我们生活条件不好，但从没想过用这些东西来换钱。”周伦玲特别强调。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数量很大，前期手稿是繁体的蝇头小字，有的是草书，有的是铅笔字但快没色了，还有他的一些英文稿，这些都不易辨认。此外还有很多碑帖，上面都有许多题跋与批注。周伦玲说，到了晚年，父亲的字更是重叠且笔画不全，无法辨识了。“整理起来很艰苦，肯定有的整理不出来了。”
而关于那些捐献的藏书，都是周汝昌当年一本本淘来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它们看起来外观不漂亮，但每一本书周汝昌都精心写有题跋。晚年他视力大减，还会时常让子女把“唐诗宋词”从床底下的箱子里翻出来，让他们念给他听。
周汝昌的重要遗存已捐出去两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没有具体进展，纪念馆也没有下文。
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众多纸片，家人还是不舍得扔。周伦玲如今就在一张张破烂纸片上，进行着仔细辨认。她发现那些写在日历上、纸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亲创作的诗词，还有写了半截的文章。周汝昌写过大量诗词，但直到今天也从未出过一部诗集。周伦玲计划把藏在日记、信件、文章里的诗作搜集、整理出来。她遗憾地说，父亲给友人写过的信中就有不少诗词，但当年的友人都老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寻到所有的诗作根本不可能。
即便设法找到了，字迹的辨认也是困难重重。不久前周伦玲就将父亲的一篇文章交给一家报社发表，文末缀有诗，编辑审阅后说，这诗的韵脚不对呀。于是通过邮件发去截图，大家费了半天劲猜来猜去，才算有了答案，“很多时候，我经常就把他的字辨认错了。”周伦玲说，自己不懂诗词，这对她来说是很艰巨的事情。由此也可想象，那些捐献给恭王府的手稿等，其整理难度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