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在《南轩记》中对自己出仕前在故居南轩读书自进以“求于内”的情形有具体描述：“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者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曾巩的“求于内”即以忠养心、严格律己、忠恕待人、勇于改过，用高尚的道德来涵养自己的品格。
曾巩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然后才能管理百姓、治理国家。他在《答袁陟书》中说：“至于仕进之说，则以巩所考于书，常谓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备，己有余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于己。”这与《大学》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是一致的。
抵挡不住外物的诱惑，是为官者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因为福州没有职田，知州每年靠卖州府园子里的蔬菜能获得三四十万钱的收入，曾巩知福州时认为此举不妥，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曾巩于是果断废除了这一做法，这正是不为外物所诱的表现。
曾巩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认为官员考察自己为政之得失，应以百姓之“养生”“事死”为标准。曾巩通判越州时，曾组织当地官民疏浚鉴湖，退田还湖，恢复鉴湖的灌溉、蓄水等功能，变湖患为民利。其实，不独在越州，曾巩在转徙七州的过程中，一直践行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在曾巩生活的时代，宋朝冗军冗官的情况已很突出，加之岁币支出、皇室用度，“上下始困于财矣”。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忧国忧民之士也提出了许多对策。曾巩主张“节用裕民”，一方面要建立制度，节省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要轻徭薄赋，让百姓富裕起来。例如冗兵一事，曾巩主张精兵简政，这样就能省下许多粮食，百姓缴纳的赋税就会减少，而国家的开支也会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