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