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