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又称磁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7)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