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团下榻的大和旅馆里的保安和服务人员都被换成日本特务，房间、走廊甚至厕所都安置了窃听器。旅馆前广场和四周街道的人力车夫和小商小贩等也都是日本特务。不仅国联调查团的出入行动受到严格“保护”，当地的中国人更是无法进入大和旅馆。
个人冒险递交，虽是勇猛之举，但文件万一被敌人搜去，功败垂成，就太可惜了。随着调查团要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刘仲明无比焦虑。后来，经过对大和旅馆及其周围环境的密切观察，他注意到中国人都被拒之门外，但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经门岗日本哨兵查验后，可进入旅馆。这一重要发现给刘仲明以启示。成员们在想，是否可以采取国际外交路线，通过与国际友人合作，请他们代为递交呢？
小组成员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国际外交方案确实可以保证《TRUTH》原件不被日本人搜走，还解决了小组成员被暴露的危险；如果而能通过国际友人进入大和旅馆，就能保证《TRUTH》直接交给李顿团长手上。成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当前英日关系日益尖锐，请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代交，较为妥当。于是，代交《TRUTH》的国际友人，就选定为与五位“爱国小组”成员朝夕共事的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
刘仲明与雍维林院长接洽协商。雍院长对刘仲明等人搜集整理日本侵华铁证一事似乎有所察觉，他热情接待了刘仲明，表示很乐意帮助，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雍维林担任医科大学学生的法医课，对国际法一般知识比较熟悉，他给刘仲明介绍了国际法庭诉讼知识，并给刘仲明介绍另一位英国牧师——倪斐德。
1932年2月下旬，倪博士到沈阳见雍维林院长后，便到刘仲明家取文件。当刘仲明交给他这份文件时，倪博士激动地说：Now I take this, 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意思是说：“把这件大事交托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