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7年，代议制与独裁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都显现了内在缺陷，整个社会的变革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的政治联盟，“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只是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又采取了西方的制度，却仍未成为现代社会，那么，失败的原因只能是新知识运用的社会情势，即普通民众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即“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关注点，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致力于改变国民的思想。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他写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这个时候，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的眼光都还盯着中央或地方的各路实力派，不知“国民运动”为何物，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新文化运动走到1917这一年，与“士大夫”已经明显有别，反政治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所有政治家，反对所有对政治的倚赖，回避所有现实政治的牵绊。甲午之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放弃走仕途的科举考试，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这个群体从“中华帝国”的上升阶梯分离出来，失去了官方的职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也是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情势。但那些新式知识分子，没有了仕途前程和确定收入，也无法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生活，他们的学问求索，也是现代社会与国家命运里自我身份的探求。如果说是文字和儒学的正统地位造就了传统士绅，在社会深层次空间里，旧的秩序业已崩塌，新的尚未建立，“文字”和它的式以及它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成了首当其冲的核心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