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字变革的诉求，又与新型知识分子向普罗大众普及思想，寻求国家出路的诉求息息相关。1914年，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呼吁“调和立国论”的声音。留学英伦的章士钊欣赏英国的两党制，主张政治争论应该妥协和调和，且建立在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本”的共识基础上。而“国本”，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义理和规范，“政治之精神，惟在使国民自由发展”。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也延续了《甲寅》杂志的主题，从伦理精神来重新奠定共和的基础。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功利冲动”，也导致了学习西洋时“迫不及待的心情”。
为什么纪念这个100年？某种意义上，1917也可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节点。相比于两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两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所赋予新文化运动的更多的政治意义，1917至1918年，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文化意义上更实质的推动，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胡适曾从理论高度评价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对于文化的新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17这一年涌现出群星璀璨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章士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蒋梦麟……这期封面，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时间截面，重新回到1917至1918年的历史现场，集中细致描摹人物在这一年间的活动和主张，尽可能还原人物所处的社会变革现场。这些名字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