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淅、两湖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地位的特殊性,赵氏统治者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为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也较注意农田水利建设。两宋期间,在江南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期间,推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各地共兴修水利10793处,建成水利田凡36117888亩,内含官田191530亩,其中两浙和江东路合计为2490处和1155108亩,即分别占全国的23%和32%。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田开发。对于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稳定和高产,对于排灌农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北宋中期的农田水利兴修中,江南地区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两浙。并将这种兴修水利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南宋。使江南成为水利设施最完善,条件最好的地区,水利田所占垦田比率也是最高的地区。为这一地区排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诗人杨万里作的这这首诗:“一岁兴平在一收,今年田父又无愁,接天稻穗黄娇日,照水蓼花红滴秋”,就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政绩的最真实的反映。
中国古代勤劳的人民,早就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两淅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网发达,如何利用如此丰富水利资源获得更多的耕作土地,南宋人民的行动继续为我们解开了难解之题。 他们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宋人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开人工运河,浚河渠塘浦,沿海筑海塘,丘陵修中小型水库蓄水,造闸坝堰堤,围湖围海,大规模开辟水利田,并将其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宋代江南百姓与水旱、海潮、泥沙,风浪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确保了五代就已建成的塘埔圩田系统的完整、巩固,而且新开发了大量的圩田、湖田等水利田。《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如宣州宣城县,在乾道(1165~1173)初就已有圩田179处,总面积758024亩,均占同期该县垦田总数1400284亩的54%,比北宋期间又有了很大发展。宋代江南的水利事业与水利田开发,不失为鱼米之乡的明智选择,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农田水利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比如湖州风车口南宋墓,推测墓主人为宋孝宗生父赵子偁(同“称”)的“秀园”。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门三丞相”,权倾天下,墓地都是按照一品礼制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