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把他们的古文书伪造‘加工厂’安在了和阗。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附近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真品古文书上面把草体婆罗米文手抄临摹下来。
虽然这些早期伪造品上的文字也并不包括有意义的整句或整段话，但毕竟是从真品上临摹下来的，因此还是能够识别出零星有意义的词汇。而这就足以骗过包括霍恩雷在内的欧洲语言文字专家们的眼睛。
这些早期伪造品，不但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更是被俄罗斯皇家科学院收藏并研究，其中一个复制品还被斯文·赫定当作真品记载在了他的著作《穿过亚洲》的德文版中。
斯拉木·阿洪发现，他和同伙伪造出的手稿十分热销。另一方面，他还发现购买这些手稿的西方人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于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斯拉木·阿洪决定不再从出土的真品手稿上临摹文字，而是干脆让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各自随意造出些符号抄到纸上。
又过了一阵子，斯拉木·阿洪发现即便是放任人们随意瞎写，纯手抄的效率依旧很低。于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研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方法：雕版印刷。
采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斯拉木·阿洪伪造古文书，其一般特点就是：体积大、数量多、‘文字’基本上就是几组符号的无限重复。
斯拉木·阿洪雕版印刷本‘古文书’
至于用于制造赝品古文书的‘古纸’，据斯拉木·阿洪向斯坦因交代，全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
和阗作为新疆地区主要的造纸中心，纸张非常易得。将这些纸张用杨柳枝泡水产生出来的染料染成黄色或浅棕色，之后再在上面写上或印上‘文字’。
写了‘字’的纸则会放在火上熏烤，以进一步做旧。最后，在装订起来的纸页之间随意撒上些沙漠中的细沙，就能产生一种这些‘古文书’都在沙漠中经过了长期掩埋的效果。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册装订好的斯拉木·阿洪版‘古文书’
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都是文盲，完全看不懂婆罗米文、古于阗文或者任何一种古文字。但他们凭借自己对真品古文书上面文字的印象、对出土文物样式的理解、以及对西方人需求的揣测，硬是跟同伙造出了一本又一本‘古文书’。
这些‘古文书’最终成品的乱真度非常之高，连常见于中亚文书上的印章与花押的样式都被仿冒得惟妙惟肖，斯拉木·阿洪甚至会把真品上的花押移植到伪造品上去。
穿越时光的骗局
听到这一系列叙述的斯坦因恍然大悟，此前关于这些‘古文书’的一切疑点和谜团到这时都已全部得到了解释。在感到震惊的同时，斯坦因甚至对这些古物伪造者们产生了一丝钦佩。
另一方面，斯坦因决心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他非常自信的认为，经过自己的这一番审讯和宣扬，加上斯拉木·阿洪那时已经停止伪造新的古文书，以后不会再有人会继续受骗了。于是他决定向知州潘震求情，放过斯拉木·阿洪一马。
然而斯坦因想错了。直到上述事件过去将近 30 年后，依旧有人被斯拉木·阿洪留下的那些古文书所骗。
1929 年 5 月 9 日，中国研究西域和中亚的资深考古学家、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黄文弼教授，在参加中国和瑞典合办的西北考察团新疆考古工作途中，路经和阗地区。
在那里，黄文弼向当地人购买了一些他命名为‘古和阗文印本’的活字雕版印刷古文书。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中记载的黄文弼向当地人购买‘古和阗文印本’的经过
根据这些印刷品古文书，黄文弼推测古代西域地区雕版印刷技术发展的时间很早，甚至有可能将中国发明与广泛应用活字雕版技术的时间大大提前。
黄文弼在返回北京后，还曾特地将他在新疆时收集到的这些‘古和阗文印本’拿去找季羡林鉴定。据黄文弼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这些文字‘据季羡林教授初步鉴定，可能是古和阗文字，内容不明’。
季羡林似乎根本没有听说过斯坦因追踪和审讯斯拉木·阿洪的事迹，更可能没有读过斯坦因记载有关斯拉木·阿洪造假事件的两本书。相信季羡林权威性的黄文弼，就将这些古文书一并收录到了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