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识阶层的推崇与传播,一些捕获到商机的书商对《海国图志》的翻刻、改译也提高了其影响力,仅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达二十余种。1854年,日本学者盐谷宕阴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国图志》二卷二册训点版时说:“此书为客岁清商所舶载,左卫门尉川路君(即川路圣谟)获之,谓其有用之书也,命余翻刊。原刻不甚精,颇多讹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称,则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详音于行间。”这应是日本知识分子最早对《海国图志》进行的一次编改。
此后,各种版本的《海国图志》纷纷面世,有《海国图志夷情备采》、《海国图志国地总论》、《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翻刻海国图志英吉利国》、《翻刻海国图志普鲁士国》、《海国图志佛兰西总记》、《海国图志俄罗斯总记》、《美利哥总记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训读符和翻译简本,被称为“和解本”。鉴于此,甚至有人认为此时乃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
《海国图志》在日本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从其价格变动体现出来。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价是130目;到了1854年该书已经涨价至180目;1859年的价格更是惊人,提高至436目,可见日本对这部书的欢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日本学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国图志》乃“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海国图志》与“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国图志》为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与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关。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时,传统的儒家学者在朱子学、阳明学的思维框架下,亦建立起类似于中国“天下”、“华夷”的世界认识体系。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被英国打败,其实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时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