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给经世官僚川路圣谟，认为中英开战“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并多次谈到“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时”。时任水户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对清廷之速败极为震惊，实际上许多日本人都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德川奇昭认为，“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拖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日本各藩领主这种远见无疑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域外探求的脚步。
1853年美国佩里叩关事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签订后，西欧强国接踵而至，企图通过武力将日本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了解西方知识，而魏源的《海国图志》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经世学家广獭旭庄在其评论集《九桂草堂随笔》中称赞：“《圣武记》、《海国图志》，均为有用之书，无可伦比。”当时在日本的金泽、福井、出石、田边、神户、延冈、武雄、伊势、度会等地的学馆私塾，《海国图志》曾被选作为课本进行教学。诗人梁川星岩曾描述自己读了《海国图志》以后的情况：“忽然摩眼起快读，落手邵阳筹海篇。”
魏源《海国图志》的传入，对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强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大槻祯评价《海国图志》时说，“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杉木达在《美理哥总计和解》跋中不吝赞美之词：“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实不可没也。”当时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为了增加对英国的了解，购《海国图志》备用。后不久萨英之战爆发，《海国图志》便成了萨摩藩的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