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与魏晋时代对儒家道体伦常甚是淡漠，邺下文人集团以曹丕、曹植为领袖，与众文士间并无太多礼法束缚，其同游于酒酣耳热之时仰而赋诗，对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然而儒家伦常早已渗透于社会意识中，士人们一方面有对于美之追求，对于任情而为之渴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因儒家伦常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对自我欲望的压制。这便是应玚《正情赋》所谓“余心嘉夫淑美，愿结欢而靡因”，“仰崇夏而长息，动哀响而余叹”，曹植于《感婚赋》中亦言“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因此《洛神赋》中，“余”对宓妃之情，既有心向往之的热望，又有因传统礼法而对自身情感的压制，而宓妃对“余”亦然。这种被压抑的情感通过文学写作而升华，因求不得而产生一种距离之美，更为感动人心。
另外，魏晋崇尚以悲为美，钱锺书《管锥编》言“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以悲为美总比以乐为美更为深邃而有意味。因此，曹植《洛神赋》以人神道殊为结局，也是在时代影响下的一种有意为之。由此，宓妃在唐前文本中从康娱淫游的下女而彻底转型为仪静体闲的女神，成为爱、美与纯情的化身，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作者：林家骊汪妍青，分别系浙江树人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