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一个传统的、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被世人遗忘太久了。她一生深居简出，所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寻味。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被家人骗回绍兴老家与大他三岁的朱安成婚。对于这种“包办婚姻”，鲁迅默默忍受，但婚后第四天便以“不能荒废学业”为由回到日本去了。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直侍奉鲁迅的母亲鲁瑞。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原配夫人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
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结合，生下海婴，最终离开旧家庭，走向新天地开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条，留在“黑暗的闸门”里面。
一生孤苦、毫无谋生能力的朱安，在鲁瑞和鲁迅去世后，与一个老女佣相依为命，晚景凄凉。从朱安的角度看，鲁迅首先不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不是“民族魂”，而是一位嫌弃、冷落她20多年、最后带着女学生许广平离她而去的丈夫。
鲁迅太伟大，朱安太渺小。所以，尽管他们是结发夫妻，但人们看鲁迅的时候看不到朱安，或者尽量不看朱安。
鲁迅去世之后许寿裳编鲁迅年谱要写及朱安，甚至专门给许广平写信说明，请求谅解。1944年10月，因保存鲁迅藏书问题唐弢等人来到西三条，与年迈、贫病交加的朱安商谈，朱安愤怒了，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声音浸透了泪水，饱含着四十多年的悲愤与委屈。
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但她卑微的一生中，作为鲁迅的夫人，她做到了有尊严地活着；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也不忍心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确实无愧于鲁迅夫人的称呼。
朱安在周家位置尴尬，在后人对鲁迅的叙述中更为尴尬。在建国后的大概30年中，朱安被排除在鲁迅研究之外，甚至成为禁区。现在看来，朱安的被漠视、被排斥，证明着“我们”的专断、丑陋、残忍与自欺欺人。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引导人们看到更为真实的历史与更为全面的鲁迅。
（以上导语中的部分段落摘自董炳月先生所著《鲁迅的朱安，朱安的鲁迅》一文，在此感谢；以下内容摘自乔丽华所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感谢领读文化授权发布。）
1925年的鲁迅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鲁瑞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
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朱安家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