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含有一种双重反讽。通过选择颂扬皮黄戏的私刑暴力而非昆剧的情色放纵，朝廷在表面上选择了更具破坏性的社会愿景，而此时它恰恰正面临远远大于水浒式的暴力叛乱，必须镇压此乱以维持政权。朝廷对皮黄的支持，或许是将其作为拉拢团结那些被太平天国所吸引的社会阶层的一种途径。表面上领导重塑审美品位的朝廷，可能只是在一个令人绝望的追赶游戏中，不得不时时迎合北京戏园内在文本中失声的绝大多数小市民的偏好，即支持宣扬私刑正义及新的男子气概的皮黄戏目。在某种程度上，清廷在太平天国时及之后的文化策略相当有效，迎合流行的道德价值观而非趋向精英的情感使之赢得了广大平民的支持。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危机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所有族群的精英都被迫在文化倾向上做出“非我即彼”的二元选择。自晚明以来一直存在于文人文化再造中的对社会性别和阶级越界浪漫化的话语言谈，在19世纪中叶精英身份与特权所遭受的生死存亡威胁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精英疏离了江南，心甘情愿向朝廷看齐，并模仿接纳其文化品位。在戏曲方面，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嗜好，即把原本低俗的皮黄彻底改造成高雅文化。
皮黄戏《翠屏山》，图为清宫《戏出画册》之一帧。藏故宫博物院
文化权威重新排序的一个结果是新道德主义的崛起。无论是像余治这样的江南慈善家，还是在北京致力于中兴的同治官员，道学的支持者占据了文化主流。与此同时，朝廷的诸多权力下放地方。或许，我们可以将朝廷在文化领域所展示的权威看作是其在丧失社会政治力量之后不得不采取的文化姿态。显然这不足以保护危在旦夕的王朝，但它最持久的影响在于重塑帝国晚期儒学最后的强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保守主义的最极端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