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北京茶园皮黄戏表演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北京戏坛的面貌明显不同。这种变化并非仅是剧种审美观的转向，也不只是因为京城在南北通路被切断后所浮现的狭隘地域性风气严重打压了昆伶及观众。面对“洪杨之乱”，梨园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国爱”“忠君”的舞台，而清政府有意借用戏曲文化来弥补族群分歧。都市舞台上演出的有关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越界的故事因此折射出朝廷所期待建构的新的族群认知。
近几年学界有关清朝族群政策的研究已表明，18世纪是建构或重构满人族群认同的关键时期。在18世纪，面对满人的日益汉化，清廷不断强调维持，甚至根据某些研究是发明制造文化差异。在城市戏曲领域，这一深切关注可从朝廷颁布的众多有关八旗人员出入戏园和风月场的规定中看出，主要体现出对族群污染的关切。在清初，戏曲被认为是属于汉人的文化形态。若允许八旗子弟受其诱惑，将有可能腐蚀清朝这一少数族裔王朝的特殊性，也暗示着对满汉隔离政策的逻辑背离。
18世纪朝廷的戏曲政策还带有阶级偏见。当清廷规定何种剧可在北京戏园上演时，这里暗含着对社会阶层微妙的判断。尽管有时故事内容同样猥亵色情，商业化的昆剧却可搬演，因为朝廷相信那些喜爱昆剧的较有文化的观众有自控能力。而吵吵闹闹的花部戏曲因其粗俗起源及其深受平民观众追捧则必须倍加留意。因此，那些规范戏曲剧种的法令虽然总以道德规范为起点，但本质上则是为了维持确保北京的社会秩序。
19世纪中叶的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切。面对太平军以反抗阶级和族群压迫之名发动的起义，朝廷选择认同并宣扬低俗的皮黄戏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即拥护绿林好汉以暴力手段来维护正统道德秩序，此种暴力往往体现在制伏越界贞洁常规的女子。当然，这种审美偏好看来也并非完全只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目的。咸丰、同治和光绪时期的中央掌权人物都非常热衷皮黄。皮黄所代表的低俗同情对统治集团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朝廷好像是把皮黄艺术品味与典型的汉文化画上了等号。面临高涨的反清意识，清廷选择在政治上拉拢汉人精英，并在文化上与汉族平民为伍，由此为国家为社会建构了新的文化认知。换言之，清廷通过梨园展开了一场反对太平军而发起的相当成功的宣传战役。清廷推崇一种社会意义上保守的大众化审美倾向，同时又漠视那种更为宽容放纵的文人情趣，从而抹去其区别阶级与族群的印记。这种举措旨在促进某种属于全中华的文化。这一过程牺牲了先前针对戏园演出中必不可少的女子性欲与性别越界曾采取的更为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正气与男子父系威权的重新确定。凭借守护由花部（即皮黄戏）为代表的那种保守的文化范式，清廷巧妙地绕过了族群分歧这一棘手难题，重新把自己装扮成全中华帝国合理、合情、合法之权威。面对因不满族群歧视而进行的公然的政治反抗，都市戏曲成为朝廷通过性别和阶级协调族群身份的一个重要文化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