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勒万》（又译《红与白》）
他（勒万先生）对勒万夫人说：“这是免得他（吕西安）对准自己开一枪的唯一妙法，如果我们真给搞到这种地步的话，其实，那不可能。他的道德观念真叫人讨厌，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不允许他那么干，不会让咱们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除此之外，他倒是热爱生活的，同这个世界进行搏斗也很能吸引他的好奇心。”
写作《吕西安·勒万》时，法国已经进入七月王朝，正统保王主义与拿破仑主义的激烈矛盾有所消退，司汤达也在意大利谋得了清闲的职位，而他仍在《吕西安·勒万》的手稿边上写下：“但是，真正盘踞在我心上的，仍然和过去一样，是to make an chef d’oeuvre（写出一部杰作）。”
小说男主角吕西安同样经历了卓而不群的个性与庸俗社会之间的冲突，他勇敢、坚定、果决的品质在面对上流社会与政治事业时显得不合时宜，即便他的父亲勒万先生费劲努力挽救儿子的种种失败，但不能泯灭的道德感一直阻挡着他前进的脚步。相反，父亲勒万先生倒是一个在蹩脚时代利用并践踏社会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因而在政治路途中取得了无往不胜的成功，父子两相对照，看来颇为讽刺。
司汤达是一个崇拜拿破仑而又富于野心的作家，人生经历过几段风流深沉却因社会现实而夭折的爱情，最后魂归意大利。他的小说有相似的法则，而在小说的边界之内，他不断以各种形象试验在那个时代生命可能的价值，就像卡尔维诺的评价：“司汤达所争取的价值，是一种生存张力的价值，它产生于以我们的环境的特定性质和局限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刻。”
法国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洞见，放在今天也依然准确：“他的浪漫主义是坚强的心灵和批判的心灵的浪漫主义；在以明智和坚定为其突出特征的人物身上，有时找得到一种濒临疯狂的热情因素，一种达到自我牺牲顶峰的温柔因素。”1842年，司汤达逝世，写作的一生正如墓志铭上的概括：“活过，爱过，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