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词来形容新移民群体，最合适不过了，“洋插队”。 1960年代，“上山下乡”曾经在中华大地卷起一阵巨大的波浪，改写了成千上万中国家庭的命运。那个年代把知识青年去农村叫做“插队”。事过境迁，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就有大批学子去国外开始他们的留学、移民和打工生活。对于这些人，人们贴切地称之为“洋插队”。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21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社会精英、知识精英组成。《越过重洋越过山》一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洋插队”中的一分子，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千姿百态，跌宕多姿。
这波史无前例的“洋插队”现象，引发了无数华人命运的迁徙、动荡和飘移，更带了了文化伦理的严重冲突、震荡和裂变。《越过重洋越过山》通过一系列非虚构的随笔和散文，平实地展示了海外游子的人生百态和生活真相，揭示了他们在精神上往返于故国与异国之间的复杂心态和矛盾心理，他们在祖国和新国家之间的摇摆不定中不断寻找自我身份，却陷入自我认知的困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心灵深处经受着强烈的孤独与痛苦。
山西人怀敦的父亲病危临终，但怀敦夫妇正好处于等待美国绿卡审批的关键时刻，他们不能轻易回国。等拿到绿卡，怀敦带着妻子儿女回山西时，他见到的是汾河边父亲的坟茔，还有父亲留给儿子的一壶陈年汾酒。怀敦从此在美国靠经营葡萄酒酒庄为生，但他日后的嗅觉记忆里，似乎只有汾河的水酿的汾酒和杏花村的香气，能飘到万里之外的加州。
葛少祥在澳大利亚入境时，因行李箱中携带违禁食品咸鸭蛋而遭受严厉的重罚，任凭他拼命向澳洲海关的女执法官苦苦求情，都不被对方理解和接受。葛少祥后来生活在“别问我是谁”的移民生活里。他的记忆中，咸鸭蛋的味道挥之不去，鸭蛋上沾的黄泥是淮安的土，运河的水，那层透明青绿色外壳是儿时端午节日挂在脖子上的吉祥的图腾，还有那诱人的流油的蛋黄，是他和中国兄弟们开怀畅饮时的下酒菜。橘子树下，往事一一重浮，他把生命中真正丰华正茂的岁月永远留在了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