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古人心里的那杆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们就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杨树达先生反对“拔萝卜”一类做法，他把王氏释“终风且暴”的做法称为“审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萝卜等做法不顾“通例”，即不顾语法规律，也即不举类似书证，仅仅根据这一句（本文）加以发挥，所以“郢书燕说，违失其真”，也即所谓“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而王氏注重通例，多举类似书证，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我举的一百六十余例《考证》，大多采用王氏释“终风且暴”的方法。
上文说过，每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以王念孙的“最博最精”与呕心沥血，其《读书杂志》还须在八十多岁才刊出，则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审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当年杨伯峻先生撰作《论语译注》时，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但今日已是E时代，利用电脑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经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寻例句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但例句还须一个个辨析。笔者从2004年春着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这样坐过去了！如果不借助电脑及其软件，则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经有人看了我的书稿说，你的一百多例考证除少数之外，都只是论证以往注释《论语》各家孰正孰误，而没有独出机杼，提出新解，这是创新性严重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