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显然，这里的“小不忍”为“小小的仁慈”，我就是这样注释的。
又如，《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句中后一“有闻”，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应读为“又闻”。但“闻”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都必须带宾语，没有例外。一种特殊情况指“闻”与其他词结合成固定结构如“多闻”“无闻”等。“有闻”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很常见，也是一种固定结构，不带宾语。《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而“又闻”不常见，不是固定结构，要带宾语。《论语·季氏》：“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显然，“唯恐有闻”的“有”不能读作“又”。
又如，《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到底谁“退而省其私”？是孔子还是颜回？古来有两种看法，我们弄清楚了“退”的词义特征（说到底也是分布特征）：卑对尊言“退”，客对主言“退”，当然“退”的是颜回。
最近，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轰动一时。可以设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汉语的常用词在每一时段的分布特征描写清楚了，那么，遇到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句，电脑也能判定孰正孰误；如果都不正确，电脑也能做出新的解释，而且它注解的古书较之人类所注往往更为精确可信。这一前景难道只是镜花水月吗？
解读古书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我称之为“拔萝卜”——将某字词的意义朝自己预设的方向拔。第一步，说现在通行的读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论证接近必然性的有关“分布”的至为关键的证据却付之阙如了。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用这种解读古书的路数（六经注我）写出的论文俯拾即是，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必举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