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花与恶心》放在奥运开幕式上,和环保主题配合得也天衣无缝,1940年代瓦加斯独裁氛围下的“恶心”,完全可以被置换为21世纪跨国资本主义对地球环境的摧毁造成的“恶心”。卡洛斯·德鲁蒙德本人大概不会拒斥各种“过度诠释”,因为他在诗里说过:“我的诗是我的甘蔗酒。每个人都有他的甘蔗酒。/喝的时候,是用水晶杯,还是马口铁杯,/还是海芋叶子,并不重要:都管用。”
回到卡洛斯·德鲁蒙德身上。1945年他和瓦加斯政府公然“翻脸”之后没过几年,他和巴西共产党之间也渐生隔阂。后来他还是回到了独裁终结之后“第二共和”时期的政府里,继续做他的高层公务员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他的爱女、作家玛利亚·儒里耶塔因癌症去世,卡洛斯·德鲁蒙德的生命随即枯萎,十二天之后,85岁的他也因病离世。他在去世之后还给了读者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很多塞在抽屉里的性爱诗,这批“小黄诗”被编为诗集《自然之爱》在1992年出版,一时间成为“里约纸贵”的潮流读物。他的头像出现在1980年代末巴西的50元纸币上。
他在里约的雕塑位于迷人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他坐在长凳一端,另一端空着,像是随时准备和坐在上面的人攀谈。凳子上铭刻着他写里约的一句诗:“在海中,一座城市已被写就”。
(本文作者系诗人、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