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5年以及1951-1954年这两段时期在巴西担任总统的是备受争议的政治家热图利奥·瓦加斯。瓦加斯民粹主义式的施政方针为他的执政奠定了广泛的支持率。在全面独裁的瓦加斯“新国家”体制下，卡洛斯·德鲁蒙德感到一种强烈的“精分”:一方面，这个时期他的政治观念逐渐由无政府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另一方面，他所供职的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打压各种左派人士。1940年，已是政府高官的卡洛斯·德鲁蒙德在出版自己的诗集《世界的情感》时，为了躲避瓦加斯政府的书籍审查，不得不采取地下出版的形式。
1945年，卡洛斯·德鲁蒙德出版了诗集《人民的玫瑰》。这本诗集被认为是他诗艺成熟化的标志，在这本诗集中，他在继续前一阶段充满俚语活力和文字游戏快感的反讽式抒情的同时，加大了站在左翼的立场对巴西本土现实语境的批判力度，并融入了他通过反思二战而获得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诸多复杂感受。为了结束自己偏左的内心世界和“恐左”的政府工作之间的撕裂状态，他在1945年正式宣布辞去教育部的职务。
奥运开幕式上朗诵的《花与恶心》就是出自这本《人民的玫瑰》。那段时间卡洛斯·德鲁蒙德托一位朋友订购了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得非常认真，很多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词汇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写作中，比如《花与恶心》的起句“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里的“阶级”，还有整首诗里对商品拜物教的警醒。《花与恶心》从物理环境与精神状态两个维度凝缩了瓦加斯独裁时期的压抑感和反胃感，前者以恶性城市化带来的“商品”、“钢铁的车河”、“沥青”等等为表征，后者以“忧郁症”、“不怎么自由”、“罪行”与“恶心”等等为符码。
这首诗1945年被广为传播之时，后来成为巴西文学院院士的批评家阿尔瓦罗·林斯就断言卡洛斯·德鲁蒙德“是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最具革命精神的人物”，并宣称《花与恶心》具有“独一无二的真正的革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