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自由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谈起。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歌是中国文化一个基础。诗歌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儒家的经典中，《诗经》总是排在第一。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诗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教养和修养，孔子在《论语》里面经常夸一个人时就说：“可与言诗也。”最重要的，“诗教”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林语堂曾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他认为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钱穆等也有类似观点。
旧体诗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那么，对传统采取全盘激烈否定的态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要从新诗革命开始。新诗，充当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率先带头创作白话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文学革命，声称要用“活文学”取代“死文学”。认为只有白话诗才是自由的，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他声称：“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开始了以白话诗为主体的“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等一切束缚，宣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新诗也被称为自由诗。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欧洲之先进发达源于不断革命，“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固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检讨与赞美
这些年，关于“五四”的争论也很多，有人认为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开了激进主义思潮。学者张旭东的观点比较公允，他指出在“五四”之前，人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目之为进步的象征，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陷入了“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五四”将“中西对立”转换为“古今对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五四”成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从此可以“既中国又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