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
确实，在郭沫若、冰心、胡适、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但后来这一方向遇到“文革”阻断。直到1970年代末，诗歌界才又重新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
新诗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革命姿态，指责旧体诗是腐朽僵死的产物，主张通过新诗歌来新文化乃至新中国。但这种动辄断裂的行为使得自身不断面临挑战，郭沫若式的狂飙激进，北岛等人的对抗批判，一代又一代年轻诗人不时喊出“打倒”“pass”的口号。
新诗百年，多情绪发泄与激进观念，少借鉴积累与文本创造；多宣言主张，少扎实建设。缺乏传承、融合的平和渐进演变，导致新诗的非正常跳跃式发展；低门槛无标准，导致创作者的混乱和接受者的抵触抗拒，因而也始终无法被人们广泛接受。相比旧体诗，新诗也许还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自我修复愈合，回复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