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露晨 张弛
“甲午”作为清末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因军事、政治事件而被赋予了诸多历史含义的时间概念，其影响所及在器物、制度层面之外，还有文学。“甲午”对于清代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由它引发了一次中国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以中学为主体资源、兼及吸收外来思想的革新。一个迥异于古代诗文传统的文学世界由“甲午”为契机开始出现在主流士大夫阶层的视域中，曾久居文人价值判断中主流地位的诗文开始受到批判和挑战，而一直被视为“小道”的说部书——小说的地位逐步兴起和抬升。
就诗文传统变革而言，虽然，曾国藩本人以及吴汝纶、薛福成等“曾门四弟子”所倡的桐城古文，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张之洞幕僚所共同形成的“同光体诗派”，在追求古文“义理之说施于文章”和宋诗派“荒寒之路”的道路上，于前人又有所推进，但其末流空疏无物、附庸风雅的弊端，在时局危难之际越发凸显。
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士人群体诗文的反映来看，同光时期注重音节神气、风雅格调的诗文创作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知识群体对于现实的思考和表达诉求，以阿英所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为代表，“悲”“哀”“哭”“愤”等激烈情感流露的字眼，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诗文作品中。例如，在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有关甲午风云的诗歌《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书愤》当中，其纪实化的史诗创作、通俗化的语言表达，与学古宗宋的“同光体”拉开了距离，体现出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诗界革命主张。而在文章方面，自称“夙不喜桐城古文”的梁启超，则在新兴的报章文体中掀起波澜，他虽在诗词中亦有“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水调歌头》)之感慨，但很快由山河摇荡的情感宣泄转向了深层次探寻国家富强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在甲午后担任《时务报》主笔，提倡变法维新的主张，批判科举制度，随之也形成了后因“文界革命”而被称道的文字特点，他在报章中所著《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开创了一种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新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