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偏纪事抒情的通俗化诗歌创作，还是偏论述说理的维新文章书写，一方面反映了时局危难之中士人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战争所带来的士人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思考。黄遵宪“我手写我口”诗歌中夹杂的新式名词和新题材，梁启超平易畅达的文章背后所包含的维新理念和变法思想，同是面对来自文学外部冲击的自我应对和调整，这之中的文学更新更多是梁启超式“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新民说》)的改良路径。钱基博便认为黄、梁诗歌是旧风格中含新意境，“皆取法古人，并未能脱尽畦封”；而新文体除不禁俚语、外国语之外，“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促使新文体解放之因素。这些诗文传统内部的改良举措自晚清以降便不断发生，但显然，面对着与东邻日本的战争失败，文人旧有的写作经验和诗文的内部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作为应对变局的文化更新的诉求，中国精英士大夫透过甲午战败反思以及洋务运动的得失教训总结，“始渐视训诂、记诵、帖括、诗赋为无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传统诗文作为“雕虫之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鸣之文”(梁启超《变法通议》)的怀疑开始流露，而对传播层面“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的洞察，则促使了甲午之后文学的一次大变局，清末知识分子对于说部书——小说重视提倡的开始。
与诗文一样，甲午中日战争也成为了诸多小说创作的题材，《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收录清末时期《梦平倭虏记》《中东之战》《中东大战演义》《旅顺落难记》等小说，就分别对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有文学艺术的呈现。但相比较于小说将甲午作为题材进行创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对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震动，以及对于小说地位的影响更为深远，其兴起亦伴随了超越文体本身的时代背景。甲午之败真正动摇了旧有的“华夏”“夷狄”观念，让基本止于器物层面的洋务开始转向制度、文化层面的学习，尤其是作为击败清朝老大帝国的蕞尔小国日本，其明治维新时期从政治到文学的经验开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和效法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