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