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讨论画家的民族性，有时就像讨论画家的性别一样，从一个层面的理解，常会使我们在另外的层面对画家产生误解。弗里达身上有许多著名的符号，她的磨难，她的故事，她的情感，都是足可媲美她的艺术的谈资，她作为墨西哥最出名的女性画家也足够成为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艺术代言人。但这里，笔者只想把弗里达看成一个单纯的画家。讨论画家和作品的关系，常常会得到一个叫人泄气的答案。作品一旦脱离了艺术家，便与艺术家没有关系了，它成为独立的存在，可以流传于世，而艺术家会死去，被人遗忘，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将引发新的想象。而传记又是一种贴近创作主体现实的想象，是对艺术家恶创作贴合现实的想象。从某个方面来看，甚至是艺术家书写自我的升华。
弗里达·卡罗即是这样一种艺术家，她属于一个书写自我的群体，将整个灵魂与命运通过肉体产下的子嗣献祭给世界的艺术家，她的一生与其作品互为注解，与其说作品是她开出的花，不如说是这些花以弗里达的方式盛开和记述着画家独特的命途，最终，鲜花围绕着它们的缪斯，画家本人塑造的自我便是她最好的作品。
如此说来，不妨把这本传记看成是弗里达借他者之手缔造的作品也不为过，她一生充满故事，多灾多难，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交明星。在根据本书拍摄的那部电影里，弗里达的故事被尽可能地浓缩了，原本书中悲伤和绝望的片段，在电影中的墨西哥小调的映衬下荡然无存。也许电影表达了弗里达乐观的一面，也许我们置身历史与地域之外，无法切身理解那个时空的美妙乐章，而画家本人不论身体的破损，还是爱情的背叛，这里都没有过剩的忧郁和粘稠的阴暗，像墨西哥热情的大陆一样，弗里达始终充满一种比坚强更纯真的力量，这种东西超越性别和民族，才会使之令后来的世界动容。而弗里达天性的部分，也是超越性别和种族的，她混血的身份，在家族照片中男性的装束，让弗里达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自我的基调——她不是肤浅的墨西哥女性的化身，而是一个时代中自我突破的伟大灵魂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