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面子”与乾隆的“里子”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以下引文仅标页码）正是直击这个隐秘之处。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的流向，相当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赖惠敏教授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赋役制度，卓有成就。此后转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档案，用力精勤。如她在后记中所说，因为系统阅读内务府档案，才发现皇室的巨额商业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个钱袋子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同时维持一个“节俭”的圣君形象。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处设立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多供应当地驻军及内务府人丁，还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间曾大量查抄官民家产，直接为内务府所有。作者书中所举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锡伯部落领队大臣，以“玩■成性”被查抄家产。这其实等于是没有什么确实的罪名。查抄承安家产使内务府增加近四十一万亩土地，而内务府本来控制的皇庄土地不过五十多万亩。由此可见所谓的贪污或能力不足多半是借口而已。

乾隆皇帝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几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经典论文专论明后期盐法之变，认为明末以世袭专利特权换取商人的合作，专卖商人则为了确保垄断权利，一味与官府勾结，报效官吏的需索。这使得当时最重要的商业资本之经营寄生于政治权势之上不能独立（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1978）。清代继承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制度，乃至出现总商，庇护特权商业至于其极，而商人的报效大部分进了乾隆皇帝的腰包。乾隆朝内务府来自盐务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约占盐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间。淮扬盐商由此做大，发展出一时红肥绿瘦的淮扬文化，从何炳棣先生到王振忠教授，所论很多，不再冗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