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考察税关与皇室收入的关系，重点使用的是《宫中朱批奏折》，我特别注意到她所统计的《各关各年交解内务府盈余数》（118页）。从中可见，山海关的收入最多，而张家口与杀虎口的记录则最连续。杀虎口的记录能够看到内务府提解关税盈余也有定额化的趋势。其提解盈余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均为五千五百两，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均为四千两。因此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其实仍可视作一种定额包税制，税关监督在解交内务府之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内务府当铺，其实具有类似的性质。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当然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三座，总资本将近白银五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此外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171页），其本金有三万五千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要在国家财政之外弄一个钱袋子，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设的必需。搞到的钱怎么花，差不多也是皇帝的自由，而且，按照作者所描述的，这钱多半花在藏传佛教上，其苦心也是要维护蒙地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也很大公无私了。但是乾隆收钱的方法，是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商人。垄断商人能够老老实实地报效，当然是因为希图皇帝的庇护；而他们拿得出那么多银子，甚且成为素封之家，累代煊赫，当然也因为依赖皇权的庇护，充当皇帝的“白手套”。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寻租。依靠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收入，实在不值得皇帝沾沾自喜，从长远看，更是经济的自杀。因此，我很喜欢作者书中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深思，容我照录如下：
在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中，有姑侄三人嫁一夫。在顺治帝的后妃中有姑侄四人嫁一夫。这在清朝后妃中足以使人感到新奇。然而在康熙帝的后妃队伍中竟有4对是同胞姐妹，她们共侍一夫，开创了后妃史上的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