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集》“由”作“有”。又如1913年11月被囚禁期间致袁世凯信（452-453页），出处列有四种：“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及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却无一字校记。既无异文，何必列出四种出处？而独不知参照其本师考校了手稿、所以文字有明显胜出的《选集》。如章氏自称“始以历史民族注意提倡光复”，“注意”《选集》作“之义”；“昔乐毅佐燕，以报强齐，故鼎返乎磨室，大吕陈乎玄英”，“磨室”《选集》作“磿室”，并有注释：“一作历室，燕宫名。乐毅曾夺回被齐人掠去的燕国宝鼎，重置于磿室。”又文末：
以炳麟之愚戆，诚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总统，犹以为恨不能相释。虽仰药系祖，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而惧伤大总统之明耳。如何，且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不敢谋燕，亦犹乐死之志也。
“如何，且隐忍以导出疆”已近不知所云，《选集》作：
以炳麟之愚戆，诚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总统犹以为恨，未能相释，虽仰药系祖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而惧伤大总统之明耳。如可且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而不敢谋燕，亦犹乐生之志也。
编者如能核以《选集》，斟酌考订，至少可比现在这个文本做得更好。
致丁以此信，本书据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王仲荦先生主编的《历史论丛》第三辑发表的文本录入。可惜这三通讨论文字音韵问题的信的校录者显非内行，录文颇有问题；又可惜编者未见1984年同样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既是精于文字音韵的老学者、又是原信收藏者的王献唐先生汇辑的包括这三通信在内的《顾黄书寮杂录》，所以留下了本来已有条件订正的讹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