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开始，徽州的佛教日益昌盛，善男信女对民间杀生颇多忌讳。在一些地方，屠夫死后手上要戴上红手套，据说是因为其人的双手沾染过太多的鲜血，去世后过阎王殿时会被斩掉双手。为此，人们想到了讨巧的办法，戴上红手套，假装他们的双手已被斩断，从而得以全尸入殓。
在徽州，因果报应之说极为盛行。清乾隆时人施源有《黟山竹枝词》：“广安兰若北城隅，佛诞斋筵妇女趋，覃耜懿筐排满路，分明农具绘豳图。”这是说黟县城北有广安寺，每当佛诞斋筵，当地的妇女纷至沓来，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农妇更是极为踊跃。诗歌状摹了因她们的到来，寺庙门前路面上摆满了长耜深筐。显然，对佛教的信仰，在黟县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拜心理，上下其手，作奸犯科，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阎王婆》一则指出：
邑北有秀里梵宫，司香火者皆用僧侣。初因住持无赖，地方驱逐，即收自黄山来者，意是高僧，以居之。年余，秽乱始肆，殊无顾忌。
秀里位于黟县县城以北，现在是著名的影视基地。该则随笔讲述了寺庙僧侣淫人妻女之事：当地有某人小妾，系外乡人，曾与和尚私通，她放出风声说，“阎王婆能夜至冥间，偕同阎王判断死者。又能引死者之家人前来，以相慰藉”。此种消息迅速传播，远近皆知。于是，“通邑之妻痛其夫者、母悲其子者、姐悼其妹者，咸来烦引”。届时，由小妾出来预审，凡是长得丑的、干粗活的，其手必粗，该小妾见状就对她们说：“汝性乱，魂魄不清，不能去。”谢绝此类人，让她们回家去。但碰上稍有姿色的，就留在寺内睡觉，“谓同睡酣时，即携而往矣”。半年之内，很多女人都纷至沓来。邑西有某女子，未婚夫去世，她为之守贞。听闻此说，也想前去看望阴间的未婚夫。到了寺庙，小妾见其颇有姿色，年纪又轻，于是留之到了晚上，嘱咐她要裸身而卧，即使是裹脚布也都得脱去，说是在阴间走路，身上不能留有半缕阳世的物品。守贞女子睡下后，上面盖了层黟县特有的纸被。及至凌晨她起身小遗，但见“灯犹闪烁，了了可辨。少顷，见一巨甓内出二人，秃首赤身，登床逼合，氏迫从之”。天亮以后，庙中不让其回家，她只得借口说家中还有二百两银子，欲全部携来，与和尚白头偕老。和尚信以为真，就放她回家去了。女子回家后，“冤愤充塞，投环而死”。后来，经当地绅士举报，府、县下令逮捕僧人，“梏械囚禁，备极刑苦”，受到了严惩。对此，潘国顺说，这是“庚寅年四月间事也”，他曾亲眼目睹。“庚寅”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而此一故事中的情节，与《儒林外史》讲述的沈琼枝“吃仙丹”之故事颇相类似。
关于佛门的诈伪，《乾禾[干和]尚》条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潘国顺曾侨寓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他听说鄱阳莲湖山“有一坐化僧，乡人装以金，冠以盒，且服以衣，祷之者香烟不绝”。多年之后，他从新安江返归故里，经过歙县小南海，曾见当地的寺庙内有干尸，“皆金饰之，目无神，披黄缁衣，盘膝坐座上”。回到家后，潘国顺与当地的一位名士“抵足夜谈”，后者也谈及他所听到的肉身成佛之不坏金身：
和悦洲亦有一僧，……僧将死，制铁条如许长，强探后庭而入，直贯顶，虽腐烂秽汁，从后窍滴流，表如蝉蜕。众僧饰以金，装以衣，声言僧道行高，白身登天，灵应如响，以惑愚夫妇，藉以为取资计，故遐迩闻之，咸来上香，而弗知僧未成仙，登极乐境，且受此至惨之刑，永无自在，众僧忍乎哉！僧其愚矣，博浮名而罹实苦。千古以来，未闻有以坐肉行尸而不脱凡，可以为真佛者。今之僧，可谓世之称肉身拔升，吾亦几为所惑云。
和悦洲一作“荷叶洲”，在安徽铜陵西南四十里的大通镇夹江口，清咸丰以还因商贾麇集，遂成巨镇。当地以盐务为大宗，客民分为八帮，其中之一就是“新安帮”（亦即徽州帮）。晚清时期，活跃在当地的黟县徽商尤为众多。此处提及，所谓肉身成佛，是和尚杜撰出愚弄民众的把戏，其过程实际上相当残酷。此一做法，颇像当代作家莫言笔下的“檀香刑”。类似的骗局，在传统时代所见颇多。袁枚《续子不语》中就有《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一条，其中提及，顺治年间有邢秀才读书村寺中，黄昏出门小步，闻有人哀号云：“我不愿作佛！”邢爬上树窃窥之，见众僧环向一僧合掌作礼，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铁条，长三四尺许，邢不解其故。闻郡中喧传，“某日活佛升天，请大众烧香礼拜”。“来者万余人。邢往观之，升天者即口呼‘不愿作佛’之僧也，业已扛上香台，将焚化矣。急告官相验，则僧已死，莲花座上血涔涔滴满，谷道中有铁钉一条，直贯其顶。官拘拿恶僧讯问，云：‘烧此僧以取香火钱财，非用铁钉，则临死头歪，不能端直故也。’乃尽置诸法。而一时烧香许愿者，方大悔走散。”看来，这种肉身成佛不坏金身的背后，有着血淋淋的悲惨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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