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为啥在田里挣工分的妇女，家务活也没减少

澎湃新闻：说到劳动性别分工，您写到男人们参加“大跃进”的工程建设，接着进入管理、技术行业和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便接替了他们在田里的农活，您是否认为这其实有悖于“男女平等”的精神？

贺萧：我认为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男女平等”的提法主要指的是男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作为人的平等的地位。同时，我们采访的当地的村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些工作是该男人干的，某些是该女人干的。当然，哪种工作被认为是男性的工作，哪种工作是女性的工作，这也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为农业经济经历了不同类型的集体化。但是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就像女性的田间劳动挣得的工分要少于男性（尽管有的女性对此表达过异议）。

就像韩起澜和我在合著的那本关于198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著作《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中所提到的，那个时代的标语“现在时代变了,男同志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讲的就是这个劳动分工的问题，但这句话没有说“女同志做到的，男同志也能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很多社会里都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特征，尽管那些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国家也无法幸免。当然，这些年来，女性从事那些以往被认为男性专属的工作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澎湃新闻：关于“大跃进”时期的食堂，您写到由于大家都去吃食堂了，所以人们不再能到邻居家去吃饭了，您怎么评价“大跃进”时期食堂对农民的生活的影响？

贺萧：我认为对于农民来说，大食堂代表着一种愿景，就是他们不会再忍饥挨饿了。当然，由于“大跃进”后来的发展，结局导向了相反的方向。我确实认为大食堂改变了村民们的交往模式，但一个更大的因素是为了吃饱，一天要干很长时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