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唱戏，身后伴奏的居然是小提琴而非板胡。
1979年乡文化站建站，老王以为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文化了。但发现领导并不真的安排工作，纯属自发。“文化工作是个软实力工作，乡镇一级更不重视。”乡镇只抓经济，抓生产。
“有些人去了文化站，觉得有了平台继续高升，开始跑官，我是好好做工作，等待领导提拔。工作不干，汇报得好，就被提拔了，工作干得多，不好好地汇报，谁提拔你？结果就是个这样。我们同行里现在有干了正局级的、副局级的，很多。白老师经常说我，谁像你一样，每天搞群众文化。”
虽然文化站每个月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老王每天需要严格按照时间表上下班。
情境是两头为难，这是文化站被双重领导的后果。到县里开会，人家问文化工作搞得怎么样；到了乡政府开会，人家问的是今天的中心工作生产抓得怎么样。
老王作为文化站站长，需要骑着自行车下乡。大雪中，老王在路边写标语，动员群众进行农田建设；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工作做得再好，计划生育不达标，什么都评不上）的年代，计生工作也是大头，老王下户动员做手术，完成指标；文化工作反而要自己挤时间找着干。
还不仅仅是写标语宣传，老王自己也得参加劳动。“群众干活，你不能站着看吧。”还不管饭，老王得拿着自己的粮票和钱到村民家里，今天中午在这家吃，明天中午在那家吃，不能白吃。
在乡政府就要归乡政府管，最形象的形容是“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不管多少工作，就这一根针干。
四
尽管如此，老王搜集资料的足迹遍布26个行政村，30多个自然村。
他还走出了这个范围，全县跑，有时甚至出县搜集资料。老王搞“祁氏文化”，见了老汉们三句话不离问祁雋藻，这些老汉现在很多已经去世。
老王不放过出来跑的一切机会。1984年，县里文管所成立，老王和所长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寿阳县的山川村寨、古庙古寺。后来县里搞碑碣艺术节，老王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全县的古庙、坟地、村庄，到处去。老王寻找祁雋藻资料的事迹在全县闻名，不少人纷纷凑来献宝，提供线索，老王自费前往。有一次，一个乡政府干部和一个电工着急地说，赶快来吧，在平村二十多里地的荒岭发现了祁雋藻的碑，当时是大伏天，老王闻讯骑上自行车，两个小时赶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结果是一场捉弄。
有时关于祁雋藻的一个故事很多年才能配到一块，每个人讲的都很零落，老王要寻访多人，才能找到完整版本。老王跟我说：“人家是跑官，我是干这个了。”
老王为文管所祁氏故居搜集抢救了上百件文物，一次为文管所拉回祁氏牌匾，吴所长往保险柜里放时说：“不要看你给所里搜集了这么多东西，领导来了是我拿出来给看呀。”
老王：“你快入库吧，现在中午两三点多了，还没吃饭呢。”
吴所长表示今天中午可以管饭，到了对面的饭店，一盘炒饼，一瓶维尔康，“这就是这么多年文管所对我的回报。”
文管所的吴所长后来被文化部表彰成了“国家文物卫士”，还印在寿阳年鉴上，因先有文化站，后有文管所，老王知道后，觉得自己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文物卫士，把这个称号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树大招风，这个称号招来了小偷，撬坏老王家的门锁、柜所，东西翻了一地，没找出一件文物。
五
每个乡间破庙都在等待保护，届时壁画也可能得到修复，“排队排不到”。当地最大规模的唐代的庙拆于学大寨时期，目前这一带还存留着宋代的庙，而明清的最多。老王带我们看更多的文物。
在把人颠出馅的乡间土路上，一重重山峦涌到眼前，夕阳把裸露的黄土高坡涂成更红的颜色，低洼的地方则绿意盎然，提醒人们，这是山西的六月，初夏已至。夕阳下的白老师和老王毛孔毕现，老王看着车窗外沉醉地说：“咱们北方，清明一过，一天比一天好看。”
“一立秋，就完蛋了。”他接着说。
老王本来要借古庙的钥匙，忽然传来喊他的声音，他手搭凉棚去看。
我们还赶上了一次挖掘现场。远处几位村民呼喊快来，正要叫老王来这个村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