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反倒是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的是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余光中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1947年,余光中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余光中手书《乡愁》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当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一句时,一位听众忽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守夜人》是余光中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诗集, 1992年首版于台湾,收诗65首;2004年,新收17首诗,于中国台湾再出新版,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而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首版已是24年之后,颇多增删琢磨,89岁高龄,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一个符号。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
今年10月,人们为余光中庆祝90大寿,当日他以欧阳修的绝句“再至汝阴”抒发心情,“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
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