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认知中,元彬扮演的儿子一定是清白的,他既不会遭遇到外部世界的危险与残酷,也不会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
为了寻找证据,她甘愿被侮辱和放弃自己的生活。奉俊昊通过“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儿子能走多远”的故事,具象化了母性。
但是他的探讨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又向前走了一步,“想拍一部世界上最凄美的犯罪片”。
此间,弱者的复杂面向凸显。
当母亲无意间从拾荒者口中得知了儿子行凶的真相,转而毁尸灭迹,转而嫁祸于一个更无所依傍的智障者,当儿子出于自我防御屏蔽了作案的记忆,这个弱者的故事便度量出了人性的尺度。
《母亲》的“凄美”,在于它溢出了普世关怀版本的底层叙事的边界,提供了另一类让人不忍直视的弱者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