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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故事线犹如两条支流，最后在一个“三角洲”汇合。沈素与丈夫杨峥，楚歌和搭档兼女友权俪，形成一种互文与双声。“信任、衰老、情绪无处安放，枯燥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是需要他们共同面对的”。婚姻则需要情感的向下兼容，与修复自救。沈素与丈夫的危机，源于激素的冒险遮蔽了思索，将爱情视为一种对手的竞逐关系。“她和他，棋逢对手，势均力敌。”李佳奇也用一种回溯性叙述，去解释症结所在。“一个自己还不够完整的人，也很难通过和另一个人的结合来彻底弥补自己先天的漏洞，实现自我的救赎”，“他并不需要一个同他一样强势的女人，两人常常相左的观点更令他逐渐怀疑自己的选择。”

换言之，爱情并非两人残而求其全，而应建立在整全人格，相互兼容之上。正如书中认为创意，是创造回忆。作者对楚歌和权俪的故事，也在营造回忆叙事。他们就像金童玉女，一个文案，一个美术，双剑合璧，屡获大奖。他们有艺术共鸣，“谁说希望一定是明亮的呢？色彩本身是有生命的，在最为肮脏的色彩上抹上最为鲜亮的颜色，没有死就没有生，反而才是希望本身应该有的颜色。”这似乎也是对沈素的指涉双关，她正是带着“污点”，涅槃重生的。

而我们如果对照序言，又会发现这对人物，与现实作者原型之间，恰好形成对倒与置换。它关乎两个青年对艺术与实用的看法，对回归创作的理想期待，重新探讨了六便士和月亮的主题。因艺术理念走向情感欲望的两人，最终也因价值不同，分道扬镳，楚歌不能容忍权俪抄袭别人的创意。作者对情欲的分析，建立在深刻的主客关系上，男女之间必有主从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