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俗的话来表述，胡适的研究发现就是，“大孝”就是要振兴家业、光宗耀祖，而不是跟在父母身后，亦步亦趋，乃至如今天社会常见的那样，一些青年人成为了啃老族。有的啃老族不思进取、长年赖在家里，还美其名曰说：父母需要我的照顾、我为他们送终等等。这让人想起以前“举孝廉”的时代，一个人那时可以以所谓的“孝行”来博得名声、甚至获得功名。但这样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五四人物如此批评、阐释传统的孝道，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想成为一个孝子，只为守住家业、无意开拓进取—如“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那么就会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压抑人性的健康发展，还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文笔犀利的鲁迅指出，强调“孝道”是为了收拾弱者；中国社会“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鲁迅的分析，明晰地挑明了主导当今许多家长随意、任意干涉子女恋爱、婚姻和人生规划背后错误的观念：因为我生了你们，所以你就必须听我的。
更有甚者，一旦一个人对父母、抑或父母对孩子本来发自内心的热爱，被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那么为家庭牺牲、为家人谋利被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道德裹挟的力量，常常逼使所有人都不得不遵从，否则就会受到指责。这本身是荒唐的，因为如同胡适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与父母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并不千篇一律。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说到，“人对于父母的哀情各不相同”，即使在孔门弟子中，对是否要为父母服丧三年都有不同的看法，而胡适自己主张“丧期无数”，也即由子女自己决定对父母服丧的方式和长短。但后来的发展则是，子女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示哀悼之沉痛，丧礼的时候请了外人来哭丧，似乎哭声越响亮，越能表现自己对父母的怀念。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道德之裹挟力量，如何迫使人们矫揉造作、弄虚作假。而在现在，相似的做法又死灰复燃，在一些地方开始流行了。其实，即使在中国古代，一个人与父母和其他家人的其他关系，也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就侧面反映了这一道理。也就是每个人与自己家庭的关系，并不都一样，无法强求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