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讨论和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眼睛、什么是西方的眼睛；什么是美的眼睛、什么是丑的眼睛等等问题中，我们难以避免地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人备受歧视和屈辱的情绪负担，叠加上了空间上始终被西方“他者”凝视的自知自觉。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反对眯眯眼运动涉及到外国品牌或外籍华人，是跨文化交流中反歧视的集体意识，那么到这次中国本土零食品牌事件中，西方的注视只是想象中遥远的、虚构的靶子，它已经演变成了一拨国人对内的、对同胞的审查。而参与这场战争的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我方”。因此，这个“西方人如何呈现和凝视中国人”的问题已经内化、演变成了“中国人如何呈现和凝视自己”的议题。

丹凤眼究竟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东方之美”，还是“刻意迎合西方审美的民族歧视”的辩题其实不仅仅是关于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对峙。“什么样的外貌是辱华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那么基于此的“辱华标准”的讨论，也只能是在相对主义的陷阱中，捕风捉影地研究客观上的生理特征与种族歧视的关系。围绕这次广告反种族歧视所展开的这些微妙又矛盾的讨论，显意识里有着强烈的中西关系的焦虑和国族形象自我表达欲，但潜意识中，仍然蕴涵了国人内化了的文明优劣审美秩序和性别与商业话语的歧视性意见。本文就此尝试拆解这一拨汹涌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审美权的争夺战，解释围绕“东方之眼”争论的文化拉锯和权力网络中的不同因素，对这一词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警惕这些叙事中新型民族主义对国人内部造成自我阉割和排斥分离的倾向。

从傅满洲到花木兰，西方视角下丹凤眼的褒贬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