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光在元初地位就非常高，“世祖皇帝尝问宗教之原”“至元辛巳（1281），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由翰林学士承旨阎复为写《大都头陀教胜因寺碑记》。“圣上（成宗）御极之初，玺书、锡命加昭文馆大学士”，按任士林的文章，溥光加“大学士”至迟在大德二年（1298），大学士跟承旨一样，是馆阁学士的最高品位。元代朝廷崇佛重道，僧人非常富有。而溥光所交往的都是一时名流，他的收藏眼光受到张之翰、程钜夫等官员的赞叹。

在溥光的众多交游中，早期交往以王恽最重要。王恽的祖、父与高汝砺同朝为官，《秋涧集》中除了四次记载高汝砺三件收藏的三个分散渠道以外，与溥光的赠诗亦有多首，《玉堂嘉话》还记载了其与溥光观、论柳公权书。

从存世诗作看，溥光早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大同度过的。清《大同府志》收录的《初出云中》一首，道出了他“乍出嚣尘”的喜悦，由此，溥光十五岁初次看到《千里江山图》的地点更可能就在大同；又《将归望云中喜而有作》一首，溥光离开大同后还经常回归。

天时、地利、人和、财富、眼明，《千里江山图》从高汝砺家族到溥光，至少，但远不止于，有四条以上高概率藏品传递路径，并再次否决了金末回归“缉熙殿”的可能性。

六、从溥光到元仁宗

嘉禧殿是隆福宫建筑群中的一个配殿，在元代历史上最显赫的是元仁宗时期，元仁宗即位前的潜邸就在这里。即位后，这里仍然是处理政务、读书、赏画的主要场所，李衎、商琦、唐棣、王振鹏（图13）等人甚至还曾在这里作画，相当于清朝乾隆皇帝的养心殿三希堂。

图13，元王振鹏临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赵孟頫与元仁宗、与嘉禧殿渊源很深，大德二年，赵孟頫奉太后诏到隆福宫写经，少年元仁宗即每日到隆福宫侍奉太后，建立了师友之谊。大德十一年，针对卜鲁罕的政变成功后，仁宗与武宗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代”，立为皇太子，即召赵孟頫赴潜邸。后来赵孟頫献《五牛图》（图14）、写宫词、题签书画等活动都与嘉禧殿有关。

图14，元赵孟頫跋《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献可查的溥光最晚活动记录为延祐四年（1317），见《松雪斋集》卷七《贤乐堂记》，溥光奉元仁宗敕，书“贤乐之堂”匾，可见君臣之谊。是年溥光不低于78岁，其藏品的转移和散失也当在此前或此后，能得“江山”者不言而喻，“嘉禧殿宝”的主人正是元仁宗。

元仁宗毁弃了“叔侄相代”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即后来的英宗，为元代由盛转衰埋下祸根。元英宗在至治三年的南坡之变中遇害，元朝由此陷入混乱，十年间帝位七易，《千里江山图》在整个明代300年间销声匿迹。

七、江山重现

我们无法复盘由元仁宗到梁清标的过程，但这种长期秘藏的现象在鉴藏史上仍然是常见的。梁清标收藏后对《千里江山图》进行了重装，奠定了今天看到的装裱格局：

1、将蔡京题字由卷首移到了后隔水，这个在南宋初期看来并不重要的题跋，500多年后就非常珍贵了，移动到卷尾，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2、原来卷叠在画卷中的溥光题跋被接裱在蔡京题跋之后，折叠痕迹依然清晰，“冬十二月”的“二”字即被折痕断开；

3、重新题写了外签，加盖了标志重裱的骑缝印。

《千里江山图》在梁清标手里，先后被顾复著录到《平生壮观》，宋荦写了《论画绝句》，记录的应是装裱前后能够得到的第一手信息。

梁清标去世后，他的藏品被子孙散出，最后在乾隆时期进入内府，著录在《石渠宝笈初编》，下限也就是1745年。

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由于担心最终失去皇宫，溥仪于是以赏赐的名义，将大量书画偷运出宫，后被转移到长春伪满皇宫的小白楼，这中间就有《千里江山图》，时间是1922年11月25日。1945年抗战胜利，溥仪出逃，小白楼文物遭到哄抢。新中国成立初，《千里江山图》到了靳伯声手中，辗转到他的弟弟靳蕴青，又由当时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一万元价格收购，1953年1月，拨交给故宫博物院。

由于年代久远，《千里江山图》的每次展卷都存在掉色、断绢的风险，此后总共只有1953年、1978年、2009年、2013年、2017年五次出库展览，2017年的展览，是以“青绿山水”为主题的展览，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也激发了大众对古代书画的热情和传统的回归，种种因素，促成了今天的青绿热潮。

政和三年（1113），王希孟画成《千里江山图》，流传至今已909年，传之千年是毫无问题的，衷心祝愿《千里江山图》能够延年益寿，迎来第二个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