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为古籍研究带来怎样的“蝶变”

数字与古籍，以前像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

当它们相遇后，能产生怎样的效能和反应？

循着新近出台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所提出的“推进古籍数字化”“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等要求，记者采访了国内从事古籍智能化研究的学者，探一探数字化能给古籍保护与研究带来怎样的“蝶变”。

沉寂的典籍，动起来了

一幅横向流动的《千里江山图》上，标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若干个古地名。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生，正在图上缓缓挪动，像是在“赶路”。他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行程，代表着他们的求学历程和所属学派。

这是北京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生马源和她的同学们向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所提交的展品——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取名为“宋元学案传承可视化系统”。

“像《宋元学案》这样的大部头古籍，离我们的时代太遥远了。如果不是做专业研究的学者，可能根本想不起来要翻阅它。我们想通过这种像游戏界面一样的形态，吸引年轻人了解古籍。”马源说。

展览现场，同样能带来“跃动”感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指导桑宇辰等同学制作的“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它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朱熹年谱长编》进行了时空的可视化呈现，读者能自主点击、了解朱熹求学、游历、交友的生平。

数字技术甚至赋予古籍研究人文学科的能力，远不止让它们像游戏一样动起来。

“数字人文代表着智能信息环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传统的文本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人文研究的材料，如文献、图录、器物等，都可转化成某种形态的数据，从而使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处理它们。视觉化只是数字人文带来的附带效应，让人易于理解学术成果。而其深层逻辑，是研究范式的变化。”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教授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