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的历史上，人们通常把秦代之前留传下来的篆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称为“古文字”，而将隶书和之后出现的字体称为“今文字”。因此，“隶变”就成为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分界线。究根溯源，这样的转变倒是与汉字的书写载体有些关联。

何谓“简牍”

所谓“简牍”是用来书写的竹、木的统称。一般来说，以竹子为载体的称为“简策”；以木头为载体的叫作“版牍”；但也有以木作简称木简的。具体而言，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东汉年间的《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作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作“方”。一般不到100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

从生活常识可以知道，普通的竹子和木头，是不容易写字的，因此“简牍”还有一番加工的过程。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介绍：“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段话的意思是，将竹切截为筒，劈破成竹条；将木锯断，剖析为木板，刮削磨平后，就可以写字了。

另外，西汉晚期的刘向在《别录》里又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皆于火上炙干之。”由于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虫，所以以竹制简的工序，就比制木简要复杂一些。首先要选择上等的青竹（称为“青”）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防虫。在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就像出汗一样，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也因此得名为“汗青”（或“杀青”）。后来，“汗青”就渐渐成为竹简的代名词，进而又成为竹简所记载的“史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1236-1283）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出自制作竹简这一典故。

相比之下，甲骨、青铜作为文字载体，或材料稀少不易获得，或材质本身过于笨重，都不具备大量流通的条件；而竹木盛产于中土（全世界竹子种类有500多种，而我国就有250多种），廉价易得，与其他材料相比，易于携带流传，自然成为古人书写时的首选。

竹木何时应用于书写已无从考证，但其时间必然很早。《尚书》有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再加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这就说明最迟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遗憾的是，由于竹木易腐，时代久远，沉埋地下的殷周简策早已腐烂，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现存最早的竹简是出土于湖北曾侯乙墓的战国简（前433），共240多件，约6000余字。

秦汉年间的简牍，留存至今的更多。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地又出土了一批秦简，共达1100多枚，内容包括南郡守腾文书、大事记、为吏之道及律文等。

有人或许要问了，古人究竟是怎么在“简牍”上写字的呢？既然是来自竹木的材料，是不是用刀刻上去的字呢？并非如此。从出土的实物考察，简上的字是用毛笔和黑墨写的。要是写错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字。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从目前出土实物来看，书刀多为铁质，直刃，刀柄成环形。因为书刀用来刊改误字，类似现在橡皮，所以古人写字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书刀在简牍时代的书写中与毛笔同等重要，长期的刀笔同置使“刀笔”最终凝聚成了一个词语，并有了专门含义。《战国策·秦策五》有句话：“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汉书·张汤传》也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其中都是将“刀笔（吏）”作为处理文书纪要的小吏代称。自宋元后，人们更是特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

主簿图，东汉，1952年河北省望都县一号墓出土

为了在简牍上写字，古代人们一般是跪坐在地上，左手负责持简，右手负责握笔书写。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有对坐书写的“主记史”与“主簿”，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书写方式。图中主簿坐在枰（或榻）上左手持简，右手持笔，在做记录。

简牍都是细长条形，书写时本来可以有横向与竖向两种选择，但古人觉得取竖向更为得当：竹简竖放时，左手握简时以手掌为依托，用五指持简，竹简稳定，便于书写；而将竹简横放时，左手只能握住竹简的左端，书写时易于晃动。书写完一简后，左手再取下一支简，为了避免打乱书写完毕简的顺序，通常将待写的空白简放在左手边，写好的简依次从右向左边排列，最先写的那一支排列在最右边。书写完毕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筒”，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襄”盛起来。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汉字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纸张代替简牍之后很久。今天出版的一些古籍，行文仍有竖排的情况，便是沿袭了这一历史“惯性”。

一根简牍上能够写多少字呢？根据大量出土简牍实物分析，简的长短并不是绝对的，一般规律是简书长短大小与书写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凡重要的书籍或记重要事情，必用最长的简来书写。每一简上所写字数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只有一二字，多则几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每根简只写一列（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列或多列）。编撰一部完整的书通常要耗费大量的简牍，还要避免流传过程中简册损坏后造成内容遗失和顺序颠倒。一本书的页和行发生错乱，校勘者称之为“错简”，指明是各支简的次序错乱了。

战国竹简，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由于简牍这种纵势狭长的书写载体在先秦时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致使书写者在控制毛笔时无法展开大幅度的动作，而只能拘束于狭窄的空间。简牍尺寸与文字书写的信息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迫使人们在书写时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并努力在狭小的空间中书写较多的文字。

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字形压扁以节省纵向空间。为保证文字的清晰可见，就要充分利用简面有限的宽度，使文字尽量往左右两侧舒展，在纵向压缩与横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单字呈扁势，而上下两字间间距被拉大的独特章法形式，也就是所谓的“隶书”。

“隶变”由来

“隶书”的兴起，大抵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这一时期也正是简牍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家，法度齐备。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简就包括了“秦律十八种”，其内容涉及了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多方面。律法体系如此庞杂，文书工作自然变得十分繁忙。因此，战国时的秦系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近几十年发现的大量秦简上许多文字显然不是正规的篆文（《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并天下之后，以小篆为通行文字。可惜这种圆润俊秀的文字虽比它以前的文字简易，但它那粗细一样、弯曲圆转的长线条，还是很难书写的。由于政务繁忙，官府里经办普通文书的“徒隶”们应急求快，便采用民间的手头字体，自行将篆文潦草简化了，为“徒隶”们所用，“隶书”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晋书·卫恒传》有句话，“隶书者篆之捷也”，指出了隶书的特点：篆书快写即成隶书。

关于“隶书”的面世，还有说法将其归功于程邈。据说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后来因故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把他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十年，他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收集整理当时在隶人中流行的草写篆书，并将此3000字献于秦始皇，嬴政看了以后很高兴，就将程邈放出了监狱。但这个说法早在15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遭到质疑。北魏时期（386—535）的郦道元《水经注》就引孙畅之所言，指出山东临淄人发掘古冢，得到称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铜棺，而上面只有三个是古字，其余都同于隶书，以此可证隶书非始于秦朝。或许，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样，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隶书文字时，类似程邈这样的官府书吏曾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对隶书的形成有过重要的作用。

肩水金关签牌，东汉。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四个字为东汉官文书中的隶书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