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一词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作家霍拉波伦（Horapollon）的著作中；17世纪欧洲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基于来自科普特的阿拉伯手稿所传递的信息，建立了科普特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考古学家巴泰勒米（Abbé Barthélemy）发现了后来被称之为“cartouche”的印有古埃及国王或王后名号的象形文字长方形（或椭圆）图框。然而，关于古埃及文字的想象仍然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古埃及与中国有关联。直至罗塞塔石碑和商博良的发现，才证明象形文字确实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根据功能和媒介的不同，埃及文字有着不同的书写系统，最早可以识别的文字是一些象形符号（鸟类、字符等），它们大多出现在神殿或纪念碑上；在纸莎草纸上使用的象形文字偏行政或文学文本，也更为简化通俗。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埃及归降后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直到公元4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到来，埃及人才逐渐使用科普特语，这是一种源自古埃及，又从希腊字母派生的书写系统。642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埃及人使用阿拉伯语，科普特语成为基督徒的礼拜语言。

石碑，公元前1292-1190年，©都灵埃及博物馆

1809年，商博良19岁就已经成为格勒诺布尔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同年，他把焦点转向了古埃及，认为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式，他把心力全部放在学习科普特语上，以期终能找回法老王子民所说的语言。他写信给他的哥哥雅克-约瑟夫（Jacques-Joseph），讲述了通过对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比较，使他能够识别古埃及文字读音和含义。依赖于他所知道的两者的关系，他破解了古埃及文字对于自然万物的命名方式，并完成了《埃及-科普特词典》。

商博良的手绘笔记本，上面画了木乃伊上的铭文。

商博良认为，考古遗迹已经证明法老时代的埃及蕴藏着一个巨大的文明，文字的破译是发现文明的重要一步。

从1822年开始，他一直在研究并撰写有关古埃及历史、世俗生活、并通过对埃及万神殿的研究发现当时的艺术和音乐。1824年至1826年间，他前往剑桥、都灵、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日内瓦和里昂的博物馆，抄写了数百处石碑、雕像、木乃伊、纸莎草纸上的文字。1828年，他率法意联合考察队，开启了自己的埃及之旅，实地复制和收集了大量的拉美西斯时期墓葬和希腊罗马时期神庙中的长铭文。在那里他看到了魂牵梦绕的建筑和文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古埃及人那样构想出如此崇高、广阔、宏伟的建筑。”

商博良和约瑟夫·杜布瓦为研究埃及哈索尔石碑准备图纸，1815-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