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博物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和合中国”与观众见面。展览汇集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400余件（组）藏品，其中一级文物达88件（组），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

此次展览中亮相的仇英《清明上河图》与徐扬《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两幅传世名画同时亮相，有着令人意想不到之妙——两者不仅都带有界画的色彩，而且画的竟是同一座城市。

被文人视为末流却突破审美的范畴

对现代人来说，界画是个陌生的名词。

界画最早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或类似于建筑工程图纸的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画家在作画时一般需要用界尺引笔以使所画之线横平竖直，“界画”因此而得名。

界画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曾经是中国绘画艺术中一座辉煌的宫殿。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的记载。汉代则有《汉麟阁图》《甘泉宫图》。南北朝时，很多画家参与到佛教建筑的设计绘画之中。当时的陆探微和顾恺之都是界画高手，他们逐渐提高并丰富了界画的技法。唐代“画圣”吴道子能“不假界笔直尺”，徒手就可以画出界画。在这些大画家的推动下，界画的艺术性逐步加强，逐渐脱离了建筑工程图纸的原始形态，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晚唐到宋元年间，是中国界画发展的黄金时期。界画进一步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和山水画点缀的尴尬地位，成了中国画的一个独立门类。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明确了“界画”一词。《古今画鉴》中写道：“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

自宋代起，中国绘画科目中打头的山水画与打底的界画之间关联逐渐紧密。山水借助界画而完善，界画则依附山水画而发展，两者相互结合，产生了一批独特的作品。许多画家以画山水或人物著称，但同时界画也画得很好，比如“南宋四大家”中的马远和刘松年，元代画家李容瑾、夏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