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礼书》张守节《正义》写道：“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礼”的范畴之中，似乎“四时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的政治等级制度还要重要，直接关系到“阴阳和，风雨节”。

“二十四节气”作为气候规律认识的一种标志性总结，是中国古代农人科学发现的成就。有研究指出，“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它不但包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而且准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研究者“考定二十四节气大致萌芽于夏商时期，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并于秦汉之时趋向完善并定型”（沈志忠：《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然而《吕氏春秋》中出现的后世作为正式节气的只有《孟春纪》所见“立春”，《仲春纪》所见春“日夜分”即“春分”，《孟夏纪》所见“立夏”，《仲夏纪》所见夏“日长至”即“夏至”，《孟秋纪》所见“立秋”，《仲秋纪》所见秋“日夜分”即“秋分”，《孟冬纪》所见“立冬”，《仲冬纪》所见冬“日短至”即“冬至”。《吕氏春秋·音律》也说：“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长至”。如果说“二十四节气”在“秦汉之时”“定型”，则应当是逐步实现的。其中有些细节我们尚不知晓。

然而，我们可以明确，“节气”的说法，在汉代已经使用。《论衡·寒温》写道：“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续汉书·律历志下》“历法”条“节气”字样出现多至6次。

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关系，有必要说明。《礼记》成书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确的文献学史难题。虽然有《月令》成于周公之手的说法，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言“蔡伯喈、王肃云周公所作”，但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则指出：“（《礼记·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陆德明也判断“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清人朱彬《礼记训纂》明确赞同郑玄说，又“申郑旨释之”，列举“四证”。孙希旦《礼记集解》则指出：“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说文·虫部》“蝗”字条下段玉裁注也说到《月令》的著作权人问题：“……《月令》吕不韦所作。”有关“《月令》吕不韦所作”及“其中多杂秦制”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或许周秦在关中地区的农业优势促成了相关知识的成熟。而所谓“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认为其以周秦知识为本，同时综合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的思想成就，反映了相关知识逐步完善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