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生态保护意识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无焚山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柘”。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都有这样的内容。前引晁错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也表达了同样的理念。《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年）六月诏：“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以帝王诏令形式宣布了生态保护法令。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据《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君王的“动静”必须遵循“道”，“奉顺阴阳”，这样才能“风雨时节”“五谷熟，丝麻遂”，而相反导致的“风雨不时”，则会全面危害社会。

《汉书·元帝纪》写道，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年）十一月诏书以地震雨涝之灾，责问：“吏何不以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灾异频繁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强调应当“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李寻建议皇帝身边的臣下都应当“通知《月令》之意”。如果皇帝颁布的命令有不合于“时”的，应当及时指出，“以顺时气”。李寻自称曾经“学天文、《月令》、阴阳”，可知西汉时《月令》已经成为专学。而所谓“时月之令”，可能就是《月令》和“时禁”即“四时之禁”的统称。《后汉书》有“奉四时之令”的说法，李贤注：“‘奉四时’谓依《月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