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诗经》冰雪诗开创了见冰雪而伤怀的民本主义精神，成为后世“民胞物与”情结的先声。曹操的诗就是典型，如《苦寒行》：“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在大雪纷飞的溪谷，行人稀少，却有人担着行囊边走边砍柴，凿冰煮粥充饥肠。这一幕，让诗人想起《诗经·东山》一诗，深深触动哀伤。这是曹操于建安十一年（206）春，亲征高干途中写成，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冰天雪地的自然景象，流露了对民众的同情。

与曹操的《苦寒行》一样，王粲的《七哀诗》（其三）也是将边地的苦寒雪景展现在诗中，“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借冰雪表达对人民的同情。蔡琰《悲愤诗》“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曹植《朔风诗》“昔我初迁，朱华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张华《劳还师歌》“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等，或赞叹征人的为国牺牲，或表达对辛苦征战的士卒的感念之情。

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将这种忧民之忧上升为国家民族之忧、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饮冰室”，自称“饮冰室主人”，文集编为《饮冰室合集》。“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梁启超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正是一代代中华志士本着水竭不流、冰坚可蹈的毅勇，最终实现了“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