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何以藏了这批康熙、雍正等清帝吉服读书像(6)

〔图七〕光绪二十年淮南书局木刻本的《朱熹本义》

今日这组御容中只有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像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由于历史原因，康熙帝及乾隆帝像于1959年外借给当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通过上述档案证实，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原供奉于避暑山庄的绥成殿。

三避暑山庄初奉康熙、雍正帝御容

避暑山庄供奉皇帝御容始于乾隆朝，但最初御容并非奉在绥成殿，而是供于永佑寺的后楼〔图八〕。永佑寺位于避暑山庄内万树园旁，乾隆十六年（1751）秋建成，乾隆十八年夏寺后圣容楼竣工。乾隆十九年四月“圣祖御容着王幼学请至热河”，“乾隆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恭遇世宗宪皇帝讳辰，上思慕斋居，情殷懓忾，爰奉御容于楼之东楹”。乾隆帝修建永佑寺时，京城景山寿皇殿中已供奉有清代列帝御容，为何在避暑山庄另奉御容？且乾隆十九年初奉御容时，为何只奉皇祖康熙帝一人，缘何直至八年后才供奉雍正帝御容？乾隆帝每次驻跸避暑山庄，都要至永佑寺瞻礼御容并于寺旁的写心精舍内休憩，并写下大量瞻礼诗，我们或可从中得到答案。

〔图八〕永佑寺舍利塔老照片

弘历在乾隆十八年所做的《写心精舍作》一诗中，解释了为何要建永佑寺：“爰建精蓝名曰永佑，以志皇祖之恩于无穷”，之后他的瞻礼诗中更是反复提及“言念甫龆龄，何以蒙恩厚”、 “神御肇禋思所喜，祖恩如昨报何从”的祖孙之情，这都表明乾隆帝建永佑寺是专为缅怀祖父康熙帝而用。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巡幸避暑山庄时，将孙儿弘历带在身边，并把他安置在万壑松风殿后的鉴始斋读书，康熙帝平日进宴或批阅奏章时，都要弘历陪侍身旁，教诲关怀备至，还亲自教授弘历射箭，“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弘历认为童年时期这段在避暑山庄中与祖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祖孙之情愈加深厚，这段时光对于弘历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初建永佑寺的用途只为缅怀皇祖，所以只奉康熙帝一人画像，并非如京中寿皇殿般用于供奉先帝御容。

乾隆二十六年弘历在《八月廿三日作》一诗中写道：“鼎湖缥渺隔云天，瞥眼攀髯廿六年，遗诏墨光如昨日，一番开读一潸然。”次年，他又在《八月廿三日皇考忌辰题写心精舍》中写道：“祖德贻游豫，宗功仰扩恢。并当奉神御，恒此写心哀。”乾隆帝为何会在父亲去世的二十余年后，面对传位遗诏如此激动？在供奉祖父御容八年之后，又因“思慕”要供奉父亲雍正帝御容。其缘由或可循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与康熙、雍正二帝有关的军政大事轨迹去寻找。

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七年，清王朝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国事。乾隆二十二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完成父祖“两朝未竟之业”；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安定了天山南路，维护了清朝的统一；乾隆二十六年“以天下之力”奉养的母亲崇庆皇太后迎来了七旬圣寿；乾隆二十七年开始第三次声势浩大的南巡。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在万树园赐宴蒙古王公、台吉，哈萨克陪臣等，并观马戏，观火戏。八月廿三日，是雍正皇帝忌日，在为父斋戒的难得清静中，弘历感慨：“去岁围前驻（注：去岁此日亦驻此曾有诗），今年围后来。永思叹时迅，回忆辄神摧。”去年此时乾隆帝因马上要赴围场秋狝而只在山庄短暂驻跸，而今，上有祖德宗功的庇佑，下有 “无我息肩时”的勤政，终于换得“武幸臻耆定，丰惟祈屡绥”，因而从此后永佑寺要“并当奉神御，恒此写心哀”。

如果说乾隆帝始建永佑寺奉康熙帝御容，是为表达祖父在他“龆龄”之年亲自教导，养育身边 “何以蒙恩厚”的报恩之情。那么经过十余年“无我息肩时”的勤政不殆，终于迎来国泰民安，此时弘历开始供奉父亲御容则要表示，自己已用实际行动证明，祖父及父亲所选择的继承人并没有辜负他们的传国之托，这是对父祖的敬仰，更是对自己功绩的肯定。

乾隆帝驾崩后，事事效仿父亲的嘉庆帝又继续供奉乾隆帝御容于永佑寺。此后皇帝驾崩后，其画像被供奉在避暑山庄遂成定例。避暑山庄供奉御容的性质也就从乾隆帝对于祖父、父亲的怀念转变为后世皇帝对于礼制的遵从。道光年间，因永佑寺后殿之北的舍利塔出现歪闪，影响到塔前圣容楼的安全，只能另选他地供奉先帝御容，后选得“避暑山庄东所松鹤斋、继德堂，殿宇均属宏整，情形稍轻，易于修改”。道光十二年（1832），继德堂修改工竣，并改名为绥成殿，避暑山庄中供奉御容的地点由永佑寺移至绥成殿，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几幅清帝吉服读书像就是当年供奉在绥成殿中的御容〔图九〕。

〔图九〕绥成殿御容供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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